警示三：要反思我們的行為方式

仔細想來，無論在發展生產還是城市建設等諸多問題上，我們更多習慣用增量的方法，而不是通過盤活存量提高效率和效益。面對經濟增長，我們的第一選擇是以更多的土地、資金投入，建更多的企業和項目，不是迫不得已就很難主動通過管理和技術創新等方式，在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上多做文章。以更多的土地投入（有一個人均占地不足0．5畝的城市，“十五”期間用掉土地44萬畝，其中農用地33萬畝），以更多的項目投資，獲取更多金錢回報往往被放在第一位。

面對污水和垃圾，我們的第一選擇是建更多的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設施，而不是首選使企業和家庭的水循環達到減排，力推垃圾分類回收使“廢物”變資源。面對日益擁擠的交通，我們的第一選擇是修更多的路，而在如何通過交通通行設計、交通規則設計、交通工具的選擇，以較少的道路資源承載更多運力方面疏于研究和實踐，以至我們的路愈修愈多，車比路增加的速度更快。如今，中國城市的私家車越來越多，城市的公交嚴重滯后，這種不可持續的公眾出行模式，已有世界各國的經驗和教訓給我們以提示，我們卻仍然聽之任之。面對城市建設，我們首選拆而建，再選拆而再建。有一個城市街區，1993年拆了新建，2003年又拆了再建；有一所大學，因為城市新建大學城而搬遷，在2005年拆掉了2001年建造的教學設施，而這所大學的所有建筑都是“80”后。在原學校被拆的日子里，市民們議論紛紛，媒體也予以關注：因此產生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到底有多少？成本和收益該如何計算？近乎于天文數字的資金由誰買單？

警示四：要反思我們的價值觀念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把增長視作發展，GDP成了各類統計報告不可或缺又排在首位的數字。太湖流域內，環保部門近年來公布了超過300家污染企業，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電鍍、制藥等高風險企業。在這些違反環境法規的企業中，既有規模不大但污染嚴重的鄉鎮企業，也有像均瑤乳品集團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正丹集團這樣的國內知名企業，還包括無錫夏普電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蘇州市迅達電梯有限公司這樣的跨國企業，它們沒有承擔自己的環境責任。企業追逐利潤，將本該承擔的治污成本外部化，是企業特性使然，應該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培育而使其增強環保意識和行動的自覺性。

事情的另一面則是，本應該履行監督企業相關行為的部門和政府又為什么聽之任之或監管不力呢？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也是長三角的一個城市，有一個對此城市經濟增長貢獻較大的毛紡企業，在其布料的染色過程中增添了一種化學物質以加強布料染色的牢固性，因其布料的色澤不退而贏得了市場，但是其添加的化學物質卻難以在污水處理過程中有效分解。在一次應對國家環保部門的檢查時，他們在污水中大量兌入自來水以稀釋污染物，地方政府在維護增長還是有效保護環境方面選擇了前者而默認了企業行為。我們不能把這看成是一個偶然事件，多少年來，在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處于兩難之時，我們往往毫不猶豫地選擇增長，冠冕堂皇、振振有詞地高喊“先污染后治理”！我們把污染企業放在區域河流的下游而怡然自得；我們在長江岸邊排列了太多的高能耗、高污染項目；我們把城市的內河治理得很美，而把污水直排入海。似乎因此就能置身于環境災害之外。許多沿江、沿河的地方領導，總以為“江河流量大，污染點沒啥”。所以，總是把一些用水量或排污量大的工業企業規劃建設在沿江、沿河地帶，結果導致近年來流域性污染日趨嚴重，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西方人有一個詞語：競次（racetothebottom），用以描述通過剝奪勞動、耗費資源、損壞環境而達到增長的做法。我們的價值觀絕對應該摒棄這一做法，我們的發展必須建立在自然界涵養能力和更新能力允許的范圍內，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和人與自然相和諧，而不是“一畝地用掉了七分田”式的發展，更不是“一地致富，八方遭殃”、“吃祖宗飯，砸子孫碗”式的發展。在當前的全球生態環境危機中，我們所要做的并不僅僅是去修補漏洞，更重要的是去拓展一種將人類與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視野，確立一種新的生態環境觀念。用系統論的生態環境觀念取代只重經濟效益（有時則只是數字）的觀念，實現立足點的轉換。即所追求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