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說，出版社這幾年同樣面臨著很大的市場壓力：漸漸蜂起的網上閱讀對傳統出版構成相當的沖擊；圖書出版處于品種多、印數少、重版率低的階段，導致出版成本上升；地方保護，使跨省市發行的費用增加；庫存積壓增長，報廢壓力巨大⋯⋯我國現行出版社審批制畢竟對出版社的發展有所制約，出版人的收入比之印刷廠工人高出許多。但講一句不太中聽的話，出版社的壓力還有相當程度來自于對利潤的定位過高，在自筑的利潤高平臺上艱難舞蹈，甚至因此一定程度上放低了自己應盡的傳播社會主義文化的職能。

以上海為例，財政一直支持文化發展，對出版等文化事業實行零稅收政策，在操作上是先征后退。在出版社隸屬出版局管理的時候，局里以某一年份的考核指標為基數，超額返回，以資鼓勵�，F在返稅全部進入文化發展基金，用于社會公共文化事業，創利的這部分企業沒有了直接得益，難免對出版那些要作補貼的圖書會適當控制，也難免對出版那些市場發行前景看好、但不那么有分量的圖書充滿熱情。加之，不少以教材為主體的出版社，利潤基數都很高，往往成為出版集團中的利潤大戶，上級對他們的期望也很大。于是，為了維護自己企業的既得利益，根據壓力傳遞的原理，出版社就不得不向印刷廠轉移成本，變成了各人自掃門前雪，先顧了眼前，以后的發展再順其自然。

顯然，這是目光近視的表現。如若各出版集團都能以社會效益為先，不過分、刻意地去追求經濟效益，把自己從人為高筑的利潤平臺上放下來，以每年有上乘力作、企業有經營利潤、編輯獲得小康生活為基本工作目標，那出版與印刷的關系肯定會大大得到改善。聽出版社的人說，發改委依然認為教材價格過高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仍不排除要求繼續降價，這同樣與出版社維持著較高的利潤有關。既如此，又何必一面把自己的合作伙伴壓得透不過氣來，一面又被視作整改對象呢？

好在這幾年編印發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多種模式，多樣式間的競爭或許能讓人看到如何才能形成編印發之間的新型合作關系，有助于相互提攜、共同發展。其中之一即是出版集團中包含有印刷廠，讓印刷廠在編印發的一個整體內運營，河南、江蘇、浙江等省大致都是如此。這對在諸種印刷中獲利最為微薄、但承擔著傳播文化職能的出版物印刷廠來說無疑是一種有力支撐。

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間的競爭并不排斥同一體制內的計劃與有序。嚴格意義上說，同一體制內的計劃與有序是必須的，應該積極去努力做到。反之，以鄰為壑，一味向下游企業轉嫁生產成本，對出版社來說似乎獲得了眼前的利益，但因為印刷企業缺乏長遠的發展能力，或以次充好，或偷工減料，出版社最終依然會自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