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代印的意見則認為，此項代印根本不屬于傳教工作的范圍，何況此書內容有許多中國人的傳說寓言，代印將有可能被人視為傳教士贊同這些傳說寓言。而且此書篇幅不小，代印工期約需8個月之久，其間若有重要傳教圖書待印將造成困難。

  傳教士討論后鄭重其事地進行記名投票，出席的5人中，贊成代印者4人，反對者只有1人，于是通過決議：只要張姓官員愿意付出合理代價，即為他代印。傳教士隨即將代印的決定和價錢通知張姓官員，不料卻從此沒了下文。一個月過后，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 Lowrie）于1846年5月30日寫回美國的信中表示，張姓官員不會再要書房代印了，因為他盡管喜愛書房的活字，但一本書以西式活字只印50部，單位成本之高嚇阻了他付印的意愿。

  張姓官員肯定是從自己習以為常的木刻板印的觀念設想，認為成本應當不會太高，何況只印50部而已。他不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成本較高，印量通常要大，才能降低單位成本。例如同一年（1846）華花圣經書房代印英國駐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的《正音撮要》一書，篇幅186頁，前后花了9個月時間印成500部，收費259.75元，單位成本是每部0.5元稍多。如果羅伯聃也和張姓官員一樣只印50部，則每部成本即使不至于正好高達10倍，也會是接近的了。可惜的是，傳教士的信件并沒有寫出為張姓官員代印的預定價錢。

  從馬禮遜、理雅各、郭嵩燾之子到張姓官員，他們身處中西印刷術交會的初期，各自想象結合兩種印刷術的可能性。在這四個人以外，應該還有更多的人曾有類似的念頭和行動，例如1873年12月13日上�！渡陥蟆返念^版刊登社論“鉛字印書宜用機器論”：

  頃聞蘇杭等處，來申購買鉛字者，接踵而至，但購買印書機器者，未聞有人。不知鉛字集成之板，若無機器，僅用人工，諸多不便。……既不惜鉛字之費，萬勿惜機器之貲，是本館所厚望于購買鉛字諸君也。

  既然說買活字者多，而沒有人買印刷機，這顯示在1870年代的中國，有些印刷業者確是中西混用，以刷子刷印鑄造的中文金屬活字。刷子當然并非絕對不能用于刷印西式活字，只是效果和印刷機無法相提并論罷了，對于一向習慣于西式印刷效果的馬禮遜和理雅各等西方人而言，這是他們難以接受的，所以一試即罷。但是，19世紀初中期沒見過西式印刷或見得不多的中國人，無從比較也不會計較刷子和印刷機的不同效果，他們見到的是以刷子取代印刷機的簡便和經濟。何況中國傳統的活字排印本來就是使用刷子的，因此《申報》社論所說買活字而不買印刷機的情形其實并不離譜，而是中西印刷術交會初期混用雙方工具的一種過渡現象。

  隨著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式印刷術在中國日漸流行，進口的印刷機日益增多，后來又有自制的國產印刷機，西方印刷術終于超越并進一步淘汰了傳統的木刻印刷，也不會還有人想要以刷子來取代印刷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