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經濟增速不再死守7.5%，增長目標更具彈性

  明年經濟增速目標下調是大概率事件。2013年不具備的下調條件目前已比較充分。

  一是經濟下行已有共識，保7.5%難度加大。歷史上中央曾在1998和2011年兩次下調增長目標，均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被動降速”。2013年底我們之所以堅持認為目標不會下調，核心邏輯就是當時房地產還處于上行周期，經濟還在高位，“主動降速”可能性不大。今年情況完全不同，房地產持續低迷，經濟一直在7.5%之下運行，全年可能在7.3-7.4%，下調目標順理成章。

  二是2015年的政策騰挪空間明顯縮小。即便定向寬松也會對“總量”產生擴張效應，而總量的擴張存在天花板。內部看，債務壓力有增無減，豬周期下通脹仍有隱憂，外部看，美聯儲啟動加息，人民幣匯率承壓，這些內外約束直接壓縮了明年政策寬松的空間。

  三是中央政策思路正在逐步適應“新常態”，其核心就是認清經濟增速換擋的現實，容忍結構調整的陣痛，杜絕大規模刺激，以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至于明年目標是“7%”、“7.2%”、“7.3%”還是“7-7.5%”，需要等到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才能確認。目前來看，可能性較大的是定一個區間目標“7-7.5%”，這也符合李總理反覆強調的區間管理和彈性目標的思路。

  2、美聯儲加息為美元升值推波助瀾，全球金融危機第三波進入高潮

  2015年美聯儲將啟動加息，但具體時點不會像此前市場預期的那么早，最可能在年中左右。因為在當前通脹預期穩定、金融風險無虞的情況下，美聯儲沒有動力過早退出，而且過早退出帶來的強勢美元也不符合美國人的利益。但不管怎樣，加息周期早晚要來，而美聯儲加息必然伴隨著美國經濟的加快復蘇，這將導致國際資本加速從新興市場回流以美國為主的中心國家，全球資產市場將隨之重新洗牌：美元將延續2008年以來的大升值周期，大宗商品將趨勢性走弱，新興市場等風險資產將繼續價值重估。

  美元升值、新興市場重估的核心邏輯有兩點：首先，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等等發達國家啟動再平衡，其核心是去杠桿，提高儲蓄率，結果是儲蓄-投資缺口和經常賬戶逆差收窄，這意味著新興市場對發達市場的順差將大幅收窄，對外貿易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將趨勢性減弱。其次，危機后美國依靠制度、技術等核心競爭力優勢率先內生性復蘇，經濟前景相對樂觀。反過來，新興市場國家在失去外需引擎之后，又飽受國內人口老齡化、資源瓶頸等頑疾的束縛，經濟增長前景堪憂，這種基本面造成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最終將造成美元和新興市場貨幣的走勢大分岔。

  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遠未終結。我們可以把危機的傳導劃分為三波：第一波是發軔于中心國家(美國)私人部門的銀行業危機，第二波是發軔于次中心國家(歐豬五國)公共部門的主權債務危機。而從2013年伯南克首次釋放QE退出信號以來，金融危機第三波已經在外圍國家(新興市場)的對外部門拉開序幕，2015年，隨著美聯儲加息周期的啟動，金融危機第三波將逐漸進入高潮。

  3、反腐力度有增無減，依法治國加強機制化反腐。

  十八大以來，反腐工作不斷打破“慣例”和“禁區”。十八大之前5年查處的省部級以上官員共32人，而十八大以后已經有50余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被查處，包括政治局前常委、軍委前副主席、政協副主席等。平均每個月查處兩人以上，力度之大，有目共睹。

  2015年反腐的力度或有增無減，相關的三公消費將繼續承壓。從長期看，反腐將配合改革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否則，今天倒下一個老虎，明天可能有更多的老虎反撲。要想解除后顧之憂別無他法，只能繼續改革、繼續反腐，從人治走向真正的法治，讓法律成為“打虎者”永遠的保護傘，讓“大老虎”無處可逃。正如王岐山就任中紀委書記之初所說：“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未來反腐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中央都會盡力避免“運動式反腐”，傾向采用“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才是反腐治本的根本出路，不依法限權、依法問責、依法治貪，前期成果很難獲得制度保障，“運動式反腐”只能帶來舊病復發，甚至報復性反彈。紀檢監察系統在十八大后地位凸顯，權力擴大，四中全會之后，依法治國或有新突破，紀委的類垂直管理體制有望加快推進，這有助于給反腐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