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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3 11:18 來源:??? 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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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114】訊:我們當下議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經濟的新常態,所謂“新常態”就應該對應“老常態”,“老常態”是過去中國30多年的時間里,GDP平均增長是9.8%,這兩年經濟開始回落,今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場的預測,今年年底中國恐怕維持不了7.4%了,還會繼續下調。
經濟放緩,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種表象,我的理解“新常態”絕對不僅僅是經濟速度的放緩,在經濟速度放緩的背后,還有經濟結構的優化,增長動力的切換,制度環境的改變,這才叫“新常態”。
中國過去30多年,我們的經濟增長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資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紅利,得益于中國獨有的人口紅利,還有我們中國東方特有的儲蓄紅利等等。但是今天這些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減弱。比如說人口紅利,中國臨近了“劉易斯拐點”,這個在經濟學上有爭論,中國勞動力已經從絕對的無限供給變成了絕對數的下降。
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過去3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增長了近九十倍,而全球貿易量僅增長了6倍,但是現在,上半年貿易對GDP的貢獻是負數。還有像能源、資源、土地、環境,中國現在都已經瀕臨危機,如果繼續高速增長,則難以為繼。
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國務院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就已經預計到了,把“十二五”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定為7%,而且決定我們的工作重點從過去的重速度、重規模、開發重大項目,轉到重結構、重質量、重效益、重民生,這就是所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但現在我們擔心的不是經濟放緩,而是經濟在放緩的時候,政府能不能頂住壓力,堅定不移的進行機構調整,F在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我們經濟放緩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縱觀全球,包括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般情況下在高速增長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會回落。
日本在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時間,GDP增長達到9.8%,和中國差不多,后來就降到4%。從1992年到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0.87%,安倍上臺后,從去年到今年有所恢復,過去二十年叫“失落的20年”。韓國和中國臺灣也是一樣,就是說全世界的經濟增長規律顯示,經濟高速增長到第四個十年一般都會下降到4%以下,中國現在還是7%。
雖然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很靚麗,但我們心里一定要認清這一點:GDP不僅僅是個數字的概念,不僅是個量的概念,決定GDP本質的東西是GDP的質量,GDP的技術含量,這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新加坡的一位副總理曾說了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他說你們中國過去30多年確實令世界矚目,但你們沒有什么競爭力。因為你們都是低端制造業,你們就憑借人口紅利,犧牲的環境、人力和物力為代價發展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以后的GDP,7%的GDP是什么樣的GDP,不應該都是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應該是有更多技術含量的GDP。另外,從歷史階段來看,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7000美金了,這個叫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跟新興市場比,已經沒有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了,而和發達國家比還暫時不具備先進的技術,這就是所謂的“不上不下”。但在這個階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國連續十年,基尼系數都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必然意味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加劇,人和自然的關系不協調。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不正視的話,很可能會跌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所以,我們現在轉型升級,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每一個中國企業都應該深刻認識的,或者說應該正確認識的。當然新常態會有很多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比如經濟下行,會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經濟放緩,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種表象,我的理解“新常態”絕對不僅僅是經濟速度的放緩,在經濟速度放緩的背后,還有經濟結構的優化,增長動力的切換,制度環境的改變,這才叫“新常態”。
中國過去30多年,我們的經濟增長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資源,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制度紅利,得益于中國獨有的人口紅利,還有我們中國東方特有的儲蓄紅利等等。但是今天這些支撐過去高速增長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減弱。比如說人口紅利,中國臨近了“劉易斯拐點”,這個在經濟學上有爭論,中國勞動力已經從絕對的無限供給變成了絕對數的下降。
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過去3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增長了近九十倍,而全球貿易量僅增長了6倍,但是現在,上半年貿易對GDP的貢獻是負數。還有像能源、資源、土地、環境,中國現在都已經瀕臨危機,如果繼續高速增長,則難以為繼。
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國務院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就已經預計到了,把“十二五”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定為7%,而且決定我們的工作重點從過去的重速度、重規模、開發重大項目,轉到重結構、重質量、重效益、重民生,這就是所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但現在我們擔心的不是經濟放緩,而是經濟在放緩的時候,政府能不能頂住壓力,堅定不移的進行機構調整,F在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我們經濟放緩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縱觀全球,包括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般情況下在高速增長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會回落。
日本在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時間,GDP增長達到9.8%,和中國差不多,后來就降到4%。從1992年到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0.87%,安倍上臺后,從去年到今年有所恢復,過去二十年叫“失落的20年”。韓國和中國臺灣也是一樣,就是說全世界的經濟增長規律顯示,經濟高速增長到第四個十年一般都會下降到4%以下,中國現在還是7%。
雖然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很靚麗,但我們心里一定要認清這一點:GDP不僅僅是個數字的概念,不僅是個量的概念,決定GDP本質的東西是GDP的質量,GDP的技術含量,這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新加坡的一位副總理曾說了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他說你們中國過去30多年確實令世界矚目,但你們沒有什么競爭力。因為你們都是低端制造業,你們就憑借人口紅利,犧牲的環境、人力和物力為代價發展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以后的GDP,7%的GDP是什么樣的GDP,不應該都是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應該是有更多技術含量的GDP。另外,從歷史階段來看,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7000美金了,這個叫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跟新興市場比,已經沒有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了,而和發達國家比還暫時不具備先進的技術,這就是所謂的“不上不下”。但在這個階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國連續十年,基尼系數都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必然意味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加劇,人和自然的關系不協調。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不正視的話,很可能會跌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所以,我們現在轉型升級,適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每一個中國企業都應該深刻認識的,或者說應該正確認識的。當然新常態會有很多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比如經濟下行,會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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