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均已回滬開設分公司
2013-01-08 10:03 來源:東方早報 責編:江佳
- 摘要:
- 2012年,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上海分公司先后開始運營,隨著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昨天正式運營,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這三家發源于上海的出版公司均回歸上海開設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
社科人文圖書為主
2011年底,上海市政府網“中國上海”發布消息稱,上海方面專程赴京,與中國出版集團旗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三家公司商討回歸落戶上海事宜。2012年,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上海分公司先后開始運營,隨著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昨天正式運營,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這三家發源于上海的出版公司均回歸上海開設分公司。
目前的中華書局以古籍整理出版和學術出版為主營業務,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昨天表示,“中華書局始終以傳承中華歷史與文化為主業,尤其是確立了專業分工后,在古籍整理與學術著作的出版方面更是做了很多基礎性的扎實工作。”
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總經理目前是余佐贊,他之前擔任東方出版中心副編審。對于上海分公司的未來,余佐贊說,力爭做出自己的品牌,“具體講到做什么和怎么做,我想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中華深度、上海高度。中華深度是指圖書內容的深刻性,上海高度是指力爭具有閱讀的引領性,這里引領性包含兩個意思,除了內容,還包括形式,即傳統經典的數字化方面的探索和引領。”
昨天開始運營的上海分公司在內容制作上將與北京總局有所區分。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昨天向早報記者表示,“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將以社科人文圖書為主,跟中華書局總社要有區分。在創始階段,員工規模在10人左右,目前已經到崗人員4人。”
學人希望中華書局
堅持學術至上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陸費逵預料到革命后的教科書將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當年就開始籌集資金秘密編寫新教科書。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豎起了一塊“中華書局”的牌子,中華新教科書趕在學校春季開學前伴隨著書局的誕生問世,為辛亥革命成功后普遍改制的學堂提供了各類新教材。
陸費逵希望借教科書出版的更新呼應社會變革,塑造國民新知。陸費逵曾經這樣總結中華書局精神,“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都大。”1936年,中華書局的圖書出版達到空前絕后的最高峰,出書1118種,2279冊。
1954年,中華書局等在上海的重要出版機構遷往北京。建國以來,中華書局出版了《資治通鑒》、《甲骨文合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等古代文史哲經典文獻,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公認為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華書局北遷后,以中華書局的名義在上海成立的機構有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這兩家出版機構如今都隸屬于世紀出版集團。
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不僅是中華書局的作者,跟中華書局也有著良好的長期合作。在昨天的成立儀式上,葛兆光表示,現在出版界面臨著網絡、商業大潮和國際出版進入的三大沖擊,所以理解中華書局重新出發的選擇。“但我們這些學人還是希望中華書局能堅持學術至上。晚清民初,中華書局因為其出版的教材,在那樣一個變革時代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現在它要再出發,還是希望它能像100年前那樣,對中國學術文化產生更大影響。”
社科人文圖書為主
2011年底,上海市政府網“中國上海”發布消息稱,上海方面專程赴京,與中國出版集團旗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三家公司商討回歸落戶上海事宜。2012年,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上海分公司先后開始運營,隨著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昨天正式運營,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這三家發源于上海的出版公司均回歸上海開設分公司。
目前的中華書局以古籍整理出版和學術出版為主營業務,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昨天表示,“中華書局始終以傳承中華歷史與文化為主業,尤其是確立了專業分工后,在古籍整理與學術著作的出版方面更是做了很多基礎性的扎實工作。”
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總經理目前是余佐贊,他之前擔任東方出版中心副編審。對于上海分公司的未來,余佐贊說,力爭做出自己的品牌,“具體講到做什么和怎么做,我想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中華深度、上海高度。中華深度是指圖書內容的深刻性,上海高度是指力爭具有閱讀的引領性,這里引領性包含兩個意思,除了內容,還包括形式,即傳統經典的數字化方面的探索和引領。”
昨天開始運營的上海分公司在內容制作上將與北京總局有所區分。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昨天向早報記者表示,“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將以社科人文圖書為主,跟中華書局總社要有區分。在創始階段,員工規模在10人左右,目前已經到崗人員4人。”
學人希望中華書局
堅持學術至上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陸費逵預料到革命后的教科書將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當年就開始籌集資金秘密編寫新教科書。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豎起了一塊“中華書局”的牌子,中華新教科書趕在學校春季開學前伴隨著書局的誕生問世,為辛亥革命成功后普遍改制的學堂提供了各類新教材。
陸費逵希望借教科書出版的更新呼應社會變革,塑造國民新知。陸費逵曾經這樣總結中華書局精神,“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都大。”1936年,中華書局的圖書出版達到空前絕后的最高峰,出書1118種,2279冊。
1954年,中華書局等在上海的重要出版機構遷往北京。建國以來,中華書局出版了《資治通鑒》、《甲骨文合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等古代文史哲經典文獻,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公認為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華書局北遷后,以中華書局的名義在上海成立的機構有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這兩家出版機構如今都隸屬于世紀出版集團。
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不僅是中華書局的作者,跟中華書局也有著良好的長期合作。在昨天的成立儀式上,葛兆光表示,現在出版界面臨著網絡、商業大潮和國際出版進入的三大沖擊,所以理解中華書局重新出發的選擇。“但我們這些學人還是希望中華書局能堅持學術至上。晚清民初,中華書局因為其出版的教材,在那樣一個變革時代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現在它要再出發,還是希望它能像100年前那樣,對中國學術文化產生更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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