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員工的自殺 企業的自殺
2010-05-17 13:51 來源:中外管理 責編:墨水芯
- 摘要:
- 進入2010年以來,截止5月14日,富士康連發生8起命案,不過皆為員工自殺。富士康的“八連跳”到底能折射出企業的什么問題呢?不光是富士康,近年來包括華為在內的一些著名企業也都曾出現員工自殺的事件,這曾讓華為總裁任正非寢食難安。在給員工的一封信中,任正非表達了自己的不解和疑惑:“有什么辦法可以讓員工積極、開放、正派地面對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CPP114】訊:讓任正非焦急的,是因自殺事件引起的全社會對華為的討伐。富士康也因此背上了“血汗工廠”的惡名。員工選擇走上絕路,企業有無法推脫的責任。
工作壓力,極端事件的主因
2008年央視經濟頻道和北京盛心陽光心理咨詢公司聯合做了一個有關職場心理的調查,在對進入“CCTV最佳雇主調查”前20家名單企業的3552名員工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有4.4%的員工,在半年時間內曾經有過要自殺的念頭,有0.7%的人曾經嘗試過自殺。這個數據讓我們頗為震驚。
一份來自權威部門的調查資料顯示在近二十多年來,可統計的企業家及企業高管中就有1200名死于自殺。2009年《白領健康調查研究報告》顯示:超過九成白領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壓力,14%的男性白領稱“目前壓力很大,已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在這些自殺事件中,有男有女,有高管,有普通員工,有掙錢多的,有掙錢少的,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自殺原因都與工作和生活壓力有直接關系。相比過去多數自殺案的直接誘因是情感糾葛和家庭糾紛,這個變化相當明顯。
現在一些媒體會把自殺事件和生活貧困緊密聯系在一起。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以日本為例,社會早已解決了貧困問題,政府提供了全面的社會保障,但自殺數字依然居高不下,現在平均每年有三萬人自殺,按人口平均比中國高將近一倍。在中國每年20萬左右的自殺者中,結構也在發生大的變化。以前農村婦女占到了自殺人數的80%,而現在這個比率明顯下降。與此同時,職工、尤其是男性職工的自殺比例在不斷提高。
自殺來源于壓力,壓力來源于社會對人的價值判斷。工業化社會總體上給了一種單一的成功評判標準。財富獲取上的成功,地位上的成功,被當成人生惟一的奮斗目標,如果沒有達到,這樣的人生就是不值得過的人生。在這種價值判斷下,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背上了沉重的壓力。
不堪重負的年輕一代
在公司中,由于競爭激烈,加上企業嚴格的考核和獎懲制度,使得這種對比更進一步被放大。在和別人相比時,人們很容易產生強烈的挫敗感。因此不是失敗本身,而是失敗感,造就了自殺案的提高和人們普遍的不幸福感。
當然對于任何一家公司來說,都不可能因為員工的壓力大而放松對業績的追求、對管理制度的嚴格執行。但如果雇主能同時重視在企業文化中注入人文關懷,則有助于將一些惡性事件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
以去年富士康的孫丹勇案為例。剛進入公司不久的大學生孫丹勇從生產線拿到手機,清點數量后暫存。第二天,孫丹勇打開紙箱讓提貨人確認數量,隨后有事離開現場,回來后清點發現少一臺手機。尋找無果孫上報了主管。結果孫遭到粗暴對待,三名富士康員工直接到孫丹勇租住房屋搜查,并多次威逼脅迫孫丹勇要其交出樣機。
就這樣,一起制造型企業經常發生的貨品丟失案,在基層管理者的粗暴操作下演變成了一樁命案。
而這種粗暴的管理存在于大量企業之中。與以往員工選擇忍氣吞聲態度不同的是,面對著巨大生存壓力和成功壓力,整個社會的浮躁感強烈地影響著職場新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以往被看成能忍則忍的事件,今天就可能成為導致員工的自殺甚至殺人的極端事件。
令人擔憂的是,不少企業對此卻毫無準備,依然延續過去的粗放、粗魯、粗暴的管理模式。
承擔員工的解壓責任
自殺是極端個案,雖然在大部分企業中發生的概率不大,但由于員工壓力過大導致的組織氛圍惡化,工作效率降低卻比比皆是。很多企業看似精準、科學的管理制度卻并不能創造良好的業績,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轉變管理理念和方式,一些企業已開始向專業心理咨詢機構購買心理咨詢服務。在這些企業里,任何一個員工都可以隨時向心理專家求助。這樣的服務已經解救了不少有自殺傾向的員工。
一位從事這項服務的心理學家向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主管非常焦急地給心理專家打電話,因為他堅信自己的下屬最近產生了明顯的厭世情緒和自殺傾向:該員工曾提到“活著沒意思”,后來就連續幾天請假,幾位與該員工關系較好的同事發現該員工完全切斷了自己與外界的聯系,而且連續好幾天把自己關在家里閉門不出。
主管很焦急,希望專家給出一些建議。咨詢師建議主管先和員工溝通并向其推薦心理咨詢幫助,但隨后發現該員工不愿意接受這個服務,于是專家協助主管采取了緊急措施。通過權威機構的介入,在員工同意的基礎上,由同事陪同進行精神科的診斷和藥物治療。最后,通過雙方的配合,該員工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并自愿進行了進一步治療。
最近幾年,抑郁癥的發生率越來越多,但90%的抑郁癥患者沒有接受過心理治療。這些抑郁患者,很可能成為下一個自殺者。企業通過引入心理咨詢服務,防患于未然,是一項非常值得考慮的員工福利。
現在看來,為員工減壓,防患于未然,已經不再是一項可有可無的工作。而應當是像企業對勞動安全問題一樣對待的基礎性工作。這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也應該成為企業文化建設和管理理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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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來自權威部門的調查資料顯示在近二十多年來,可統計的企業家及企業高管中就有1200名死于自殺。2009年《白領健康調查研究報告》顯示:超過九成白領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壓力,14%的男性白領稱“目前壓力很大,已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在這些自殺事件中,有男有女,有高管,有普通員工,有掙錢多的,有掙錢少的,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自殺原因都與工作和生活壓力有直接關系。相比過去多數自殺案的直接誘因是情感糾葛和家庭糾紛,這個變化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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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來源于壓力,壓力來源于社會對人的價值判斷。工業化社會總體上給了一種單一的成功評判標準。財富獲取上的成功,地位上的成功,被當成人生惟一的奮斗目標,如果沒有達到,這樣的人生就是不值得過的人生。在這種價值判斷下,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背上了沉重的壓力。
不堪重負的年輕一代
在公司中,由于競爭激烈,加上企業嚴格的考核和獎懲制度,使得這種對比更進一步被放大。在和別人相比時,人們很容易產生強烈的挫敗感。因此不是失敗本身,而是失敗感,造就了自殺案的提高和人們普遍的不幸福感。
當然對于任何一家公司來說,都不可能因為員工的壓力大而放松對業績的追求、對管理制度的嚴格執行。但如果雇主能同時重視在企業文化中注入人文關懷,則有助于將一些惡性事件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
以去年富士康的孫丹勇案為例。剛進入公司不久的大學生孫丹勇從生產線拿到手機,清點數量后暫存。第二天,孫丹勇打開紙箱讓提貨人確認數量,隨后有事離開現場,回來后清點發現少一臺手機。尋找無果孫上報了主管。結果孫遭到粗暴對待,三名富士康員工直接到孫丹勇租住房屋搜查,并多次威逼脅迫孫丹勇要其交出樣機。
就這樣,一起制造型企業經常發生的貨品丟失案,在基層管理者的粗暴操作下演變成了一樁命案。
而這種粗暴的管理存在于大量企業之中。與以往員工選擇忍氣吞聲態度不同的是,面對著巨大生存壓力和成功壓力,整個社會的浮躁感強烈地影響著職場新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以往被看成能忍則忍的事件,今天就可能成為導致員工的自殺甚至殺人的極端事件。
令人擔憂的是,不少企業對此卻毫無準備,依然延續過去的粗放、粗魯、粗暴的管理模式。
承擔員工的解壓責任
自殺是極端個案,雖然在大部分企業中發生的概率不大,但由于員工壓力過大導致的組織氛圍惡化,工作效率降低卻比比皆是。很多企業看似精準、科學的管理制度卻并不能創造良好的業績,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轉變管理理念和方式,一些企業已開始向專業心理咨詢機構購買心理咨詢服務。在這些企業里,任何一個員工都可以隨時向心理專家求助。這樣的服務已經解救了不少有自殺傾向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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